稚唯深知多说无益,在山药芋头的真实亩产量现世前，她就算把它们夸上天也没用，蒙恬等人依然还是会半信半疑。
而且这两种作物面临着跟能制油的大豆一样的现实问题：朝廷的租税形式。
细想一下，《史记》中分明就已经记载巴蜀因有芋头“至死不饥”,那也没见芋头在后世朝代得到广泛种植。
类似的情况同样出现在大后期已经传入中国的红薯、玉米身上。
被称为“甘薯之父”的陈振龙于明万历年间就在闽中引种番薯,解当地饥荒,并不断上书朝廷,可一直到清乾隆年间,番薯才推广到全国大部分地区。
中间相差的一百多年,是百姓愚昧吗？
归根结底,还是因为朝廷的税收形式一直很固定，致使生产力有限的农户只能限于粟麦稻等粮食的种植,再加上赖以生存的土地太过“脆弱”,农户被迫变得谨慎保守，他们不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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